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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长]:我个人认为凡高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割去耳朵的。 至于是为什么,我觉得和高更关系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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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高的耳朵 梁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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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高那只100多年前割下的耳朵,让人感到这两棵长在头上的卷心菜,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倾听的态度。 精神不正常的凡高,手中的刮胡刀最初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的耳朵。 1888年2月,凡高离开巴黎来到南方小镇阿尔,5月他在拉马丁广场边租下了“黄房子”的两个房间,一间自己用,一间留给了他的好友和老师高更。为了迎接高更的到来,凡高满腔热情地在十二块墙壁镶板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向日葵。凡高原以为这些热烈的向日葵能得到高更的喜爱,没想到从高更踏进“黄房子”那一刻起,他就看这里不顺眼。凡高的热情遭到了高更的冷嘲热讽。他极其轻蔑地对凡高说,“刺目的黄色,单调乏味,完全杂乱无章”。更让凡高不可容忍的是,高更还极轻蔑地讽刺了凡高视奉若神明的几位艺术大师。凡高手提着刮胡刀对着高更大叫“你说的是谎言”。他要终止他的污蔑,要割断高更的喉咙。高更没再坚持自己的声音,逃到附近的小旅店里躲了起来。 凡高没有回避真实与谎言的矛盾,既然无法从好友高更那里终结这一切,只能从自己这里堵塞倾听“谎言”的通道。凡高对着镜子干净利落地把自己的右耳割了下来。此时的凡高,甚至认为倾听过“谎言”的耳朵是失去了贞操的耳朵,是耻辱的耳朵。于是他提着自己的耳朵来到供士兵们5法郎消费一次的下等妓院,把血淋淋的耳朵送给了他熟识的一位妓女。如果说这世界上有行为艺术存在,那么凡高割耳朵该算是最精彩的行为艺术———拒绝“谎言”———凡高认为:人是不能靠脑袋外面长出的卷心菜倾听声音。他似乎觉得心灵才是人类最好的听觉器官。 尊重凡高,就要尊重那只拒绝“谎言”的耳朵。 黄色本身就不是个省心的色调,它让人紧张,兴奋———凡高与高更的一切矛盾皆缘自黄色的革命。出于对黄色的偏爱,凡高把租来的“黄房子”又重新涂了一层黄色,这举动着实让拉马丁广场的居民大大地取乐了一番。审视高更的画作,看得出来他也是位积极的黄色改革者。两位大师有着十分相近的黄色,都很嚣张。高更的《黄色的基督》把个基督画得如同蜡人就不用说了,他的著名作品《美丽的女王》、《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要到哪里去》都有鲜明而活跃的黄色主题。现在我猜想:高更是不是看出了凡高的这片嚣张的黄色将比他拥有更多的未来? 高更与凡高在一起时,凡高经常画向日葵,他甚至画过一张《凡高在画向日葵》,在那张画里凡高的右耳还在,等他1889年1月画好最大的那张向日葵时,他只剩一只耳朵了。向日葵成了凡高的艺术与人格的象征,现在全世界都在收藏他的向日葵。整整100年后,1989年,最大的那幅《十四只向日葵》以3000多万美元拍卖成交。 我还听到另外一种关于《向日葵》的说法。有医学专家说,19世纪晚期的欧洲流行黄疸性肝炎,当时凡高得了很重的黄疸性肝炎,眼底世界的色彩偏黄,所以他笔下的《向日葵》都是急促而凶猛的黄色([馆长]:我对这种说法表示强烈的蔑视!!),这不是色彩的革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病态的过火的表达。高更只是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个说法多少有点游离了历史真实,但凡高对艺术的不二法门的做法,不是做秀,他甚至在美与丑之间以生命作赌。 凡高第二次为了艺术的尊严而要杀人,是因为他的精神病医生加歇没有听他的意见把放在地上的吉劳曼的《女裸体》装上框挂起来。加歇医生并不认为那是幅值得重视的画,今天看那幅画也不值得凡高用生命来关注。但凡高无法接受真理以鄙视一切的面目出现,这让有尊严的人受不了。他把枪对准了加歇医生,没能下去手,但又不能原谅自己对真理的妥协。他再次把愤怒转向自己,这一次,他没有选择耳朵,而是选择了生命,枪声在夏日的麦田里响起,深蓝色的天幕上乌鸦狂舞…… 真实是令人绝望的,即使是丢失了一只耳朵,凡高仍没能走出倾听的旋涡,他确实疯了,但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尊重艺术的人。 摘自《深圳特区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7月22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