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作者：林和生 |
| 在文森特的时代，博里纳日，是西方世界最悲惨的角落之一。举目四望，满眼荒凉，遍地尘埃；到处是废弃的煤井，装了煤或矿碴的麻袋堆成小山；阴沉的天空总是悬着湿漉漉的云团，散发出硫磺的臭味。 文森特被指定前往的地点是瓦斯姆斯村，在那里，他将协助由教会任命的邦特牧师开展传教活动。草草安顿下来之后，他几乎立即投入了工作。 第一节 到圣诞来临时，文森特已经完成了好几次传教活动。在瓦斯姆斯一处能容纳近百人的新教徒聚会场所，面对着矿工和他们的家眷，他有针对性地讲了三个寓言：芥末的种子，凋谢的无花果，以及天生的盲人。芥末的种子意味着上帝的国，最初十分卑微，但是悄悄地成长，最后成为空前的盛况。凋谢的无花果象征最初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见到耶稣降生就死去了。而通过耶稣让盲人睁眼看世界的圣迹，文森特告诉他的听众，那些过早死去的犹太人也将因为基督之爱而重新睁开眼睛。 初到的文森特虽然对博里纳日已有某种切身体会，但还充满着宗教式的浪漫热情，其中不用说也融和着亲切的人生、自然和艺术之爱。在到达之后大约一个月，在圣诞日后一天，他第一次写信向提奥谈到他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其中情不自禁地大谈"极其优美如画、非常独特"的风景：……在博里纳日看不到画；一般说来，人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画。……然而，这里的乡村风景却极为优美、极为独特：事实上，每一样景物都在说话，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最近，在圣诞节前阴霾的日子里，大地盖满了雪；……这里有凹陷的道路，两旁长满丛生的荆棘，以及长木瘤的老树，这些老树的根奇形怪状……几天前，我在暮色中看到矿工们踏着皑皑的积雪回家，那真是令人着迷的景象。这些人很黑，他们从黑暗的井下来到天光中，看上去完全就像扫烟囱的人。他们的屋子很小，只能叫做棚屋；它们散布在凹陷的道路两旁，散布在林子里，或者小山的斜坡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长青苔的屋顶，暮色中，灯光透过小格子的窗户，亲切地照出来。 在我们的北布拉班特，我们有栎树林子，在荷兰有桩柳；在这儿，园子、田地和牧场周围尽是些山楂灌丛。眼下，映衬着积雪，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就像福音书的书页一样。 书信127号。 文森特整个身心中更大的倾向是对上帝和人的爱，是真诚，是朴实。 他早晚会发现，这里的惨淡景象超出了他的想象，与他素所憧憬热爱的人生、自然和艺术境界正所谓天壤之别。至少不可能美好得"就像福音书的书页一样"。 新年新气象。从无薪见习助手这一最低的起点，文森特往前迈出了一步。教会对他最初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决定从1879年1月至6月聘用他为临时助理传教士，发给微薄的薪金，作为进一步的试用，到期后再根据具体能力和表现决定去留。尽管实际情况与过去并无本质区别，但毕竟是一个进步，文森特怀着喜悦的心情投入了新一年的工作。 他最初寄宿在小贩汉根家中。从住处到瓦斯姆斯有半小时的路程，沿途要穿过几处矿井，井旁矗着高高的、安装着升降机滑轮的井架，堆着用来支撑矿井坑道的坑木。当时，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煤矿环境非常恶劣，工人们几乎完全还是手工操作，危险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在深达1公里左右的井下，在那些弯弯曲曲、不见天日的潮湿坑道里，惨剧时有发生。就在文森特到达前不久，一处矿井刚刚发生了一场瓦斯爆炸。在一处墓地里，文森特从墓碑上了解到，一次井下事故夺去了10条生命，另一次则夺去20条。博里纳日，人的生命不值钱。 随着传教工作的进行，文森特与矿工们慢慢熟识起来。后来，他也在黄昏时分到矿工们家中参加和主持他所谓的"《圣经》课"。在与矿工们的接触中，文森特渐渐发现，博里纳日的悲惨不仅在于井下的危险，也在于生活的艰辛。例如，与他的寄宿处相比，工人们的棚屋就差多了。更令他震惊的是，在大约3万名矿工中，14岁以下的童工就将近3千，其中女童工人数大约2千，大多数从8岁开始就下井做工了。在井下，年青女工与男人混杂相处，没有界限。由于长期少见天日，由于极度的劳作、缺乏营养和疾病的折磨，大多数矿工都显得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像被霜打了似地疲乏和憔悴，未老先衰。女人们尤其如此。而矿工们自己的说法则是："这儿只有病人照顾病人。"或者："穷人是穷人的朋友。"……大概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许多人才认为博里纳日特别需要神职人员。 看来，在大地和天国之间横亘着难以穷尽的距离。这一次，文森特大概要经受真正的考验了。就像他一直所憧憬热爱的人生、自然和艺术之爱与博里纳日现实的尖锐对比一样，他心中肯定充满了剧烈的斗争。 差不多三个月时间他没给提奥写一个字。在此期间，文森特的言行举止大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寒冷的早春，他从原来较好的寄宿处搬到靠近矿井入口处的邓尼斯夫妇家去了，从而进一步靠近了他自己命运的深处。多年以后，邓尼斯夫妇的儿子回忆说，文森特初到时穿戴体面整齐，但很快便放弃了原来所有的衣着，从里到外与矿工们打成了一片，成天忙着传教，四处奔走看望病人和伤员。他尽其所能帮助别人，能给的东西，他都给别人，诸如面包、衣物等等。也许在这一次，他才真正体会到了所谓 "仿效基督" 的含义。 他身上没穿衬衣，脚上没着鞋子，我们发现他用麻袋做衬衣穿。 The Complete Lettersof Vincent van Gogh, vol1, p225. 以下有关内容均参见此处（书信143a）。 好心肠的邓尼斯夫人不理解文森特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他回答说：我和基督一样是穷人的朋友。他还在离井口更近的地方物色了一间条件更差的茅屋，并开始搬到那里去。仁爱的邓尼斯夫人颇为担心，在她看来，在那样的茅屋中生活，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她觉得文森特有些不对劲，"与所有的人都不一样"，遂致信文森特的父母。可怜的老父亲本来就放心不下他的大儿子，闻讯后即刻不辞辛苦和昂贵的路费赶来博里纳日。据说，父亲看到他的儿子躺在草垫上，瘦得皮包骨头。屋子里吊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几名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矿工挤在他周围。父亲把文森特领回邓尼斯夫妇家，在几天时间里与文森特朝夕共处。他们一道拜访了该地区3名教会指派牧师和一个矿工家庭，一道在雪地里散步，父亲还出席了两次在矿工家中举行的"《圣经》课"。父亲的探望使文森特的心理状态多少得到一些调整，也同意不到那间茅屋中去了。 父亲走后不久，文森特体验了一次"极为难受的感觉"，据他说"比第一次乘船渡海还要难受"。他跟随一位在井下做工长达33年的老矿工，第一次下到了一座名叫马凯塞的矿井井下，那是周围地带最老、也最危险的煤井之一。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死在那里--死于地下水、坍塌、毒气、瓦斯爆炸等等。活着的人则在地狱般的工作环境中无休无止地承受着苦役。他在信中向提奥生动地描述了井下的境况：……粗糙的坑木支撑着狭窄而低矮的坑道，坑道侧壁是一排洞窟……每个洞窟里都有一个矿工，身穿又肮又黑的粗麻布衣服……凭着一盏小灯的微弱光线紧张地采煤。在某些洞窟里人还可以站着，但在另外一些洞窟里就只有躺着了。……整个情况多少有点像一座地下监牢的阴暗通道……有些洞窟在渗水，在矿灯的照耀下产生出奇怪的效果…… 书信129号。 然而，真正令文森特震惊的是，他发现矿工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苦难和生活： 就像陆地上的海员想念大海一样，矿工也宁可呆在地下，而不愿回到地上，哪怕他们在地下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和艰苦。这里的村庄看上去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就像被荒废了一般；生活在地下进行，而不是在地上。 书信129号。 在井下，人就像第一次乘船渡海一样难受，比那还难受；幸好，呆在那里的时间不长。矿工们习惯了，然而，他们还是怀着难以克服的恐惧和害怕，这样的感觉当然会始终伴随着他们。 书信129号。 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过上好几年，但要是他不到井下去，他就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事情的本来面目。 书信129号。 第二节 正是从1879年春天开始，博里纳日天花流行，"疯热病"爆发，井下瓦斯爆炸。从此，博里纳日及其附近煤田地区进入了长达数年的灾难时期，逐渐引发了比利时80年代一系列罢工运动。 4月16日，大概正是文森特致信提奥、告之他在马凯塞井下的经历后不久，惨剧接二连三发生了。位于弗拉梅里斯的阿格拉普矿井首先发生剧烈爆炸，爆炸冲破地面，陷没了升降机井架，摧毁了周围的建筑。当时，抢救井下幸存矿工的唯一希望，在于矿井的第二号升降机，通过它有可能接近井下的幸存者。然而，就在人们集中在矿井口忙于救人时，剧烈爆炸再次发生。震骇之余，地面上所有的人都冲向井口，文森特也在其中。谁也料不到，邻近的波勒矿井和夸里格农矿井又相继发生爆炸。几百矿工死在井下，生还者断臂少腿，血肉模糊，家眷们呼喊号哭。一时间，就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在博里纳日没有医疗系统，人们只有自己动手救治伤员。人们看到，在一片忙乱的人群中，文森特四处奔走，把自己仅有的衣物撕成片条，蘸上橄榄油和石蜡，为伤员包扎伤口。 对于充满爱心的文森特，如此惨剧所引起的心灵震撼可以想见。邓尼斯夫妇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一场可怕的大雷雨横扫了博里纳日。文森特居然径直冲入电闪雷鸣之中，站在旷野里仰望苍天！那大概正是惨案之后文森特第一次给提奥写信时所提及的那场大雷雨：……在漆黑的夜晚，在那场大雷雨中，闪电使每一样东西忽隐忽现，造成令人惊骇的景象。附近马凯塞矿井那些阴森而庞然的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旷野中，在这夜晚，仿佛是被魔法呼唤出来的诺亚方舟巨大的船体，让人在可怕的暴雨和大洪水的黑暗中亲眼目睹，在闪电中呈现。 书信130号。 同一封信中，他谈到自己在这些日子里反复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那么多的奴隶"，这使得文森特对这本名著满怀深情。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自虐式的苦行也变本加厉了。能给矿工们的都给了，他只有进一步剥夺自己，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更彻底地仿效基督。他赤脚来去，衣发蓬乱，满脸煤灰，浑身又脏又破，也不让自己使用肥皂。每当邓尼斯夫人对此表示关心，他总是说："夫人，别担心这些小事，它们在天堂里并不重要。" 夜晚，他只让自己睡在地上的草堆里；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而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够责任，他还会偷偷地哭泣。他以比过去更彻底的热情传播福音，一家挨一家看望伤员和病人。后来，文森特向高更谈起过，他曾凭着对基督和爱的疯狂信念，让一位在井下爆炸中受伤垂危的矿工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这名受伤的矿工，终于痊愈，下井重操苦役，文森特说，你能看到，一个矿工的蜡黄前额上的鲜红的累累伤疤--殉难耶稣头上的光轮，荆冠的锯齿形标志。 保罗·高更：《忆文森特》。载《凡·高论》。 然而，耶稣就是耶稣，人性就是人性。人性中也许永远会有令人悲哀的成分。文森特彻底献身的精神，他的谦卑和自虐，在矿工们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一些人对他产生了深深的信任，甚至觉得他像圣徒。许多人因为他的感化而皈依了新教福音派。 The Complete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vol/1, p/226.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疯了。文森特协助传教的邦特牧师太太回忆 说，她曾在街上看见，有小孩子跟在文森特后面嘲笑、逗弄他。 文森特很快就会明白，他肯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且这代价绝不仅仅只是一些流言蜚语，或某一类不友好的行为。 那年7月，一位名叫罗克迪尔的牧师受教会委派从布鲁塞尔来到博里纳日，对作为临时助理传教士的文森特进行考察。罗克迪尔这个名字，其大意为"上帝之石"。看来，文森特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 一个从外地来到博里纳日见到眼下文森特形象的人，恐怕很难不感到惊讶。罗克迪尔牧师正是如此。只是在惊讶之余，他还感到深深的失望。文森特的形象没有令他联想到基督，相反使他感到了对教会的亵渎。在他这样的人看来，即便是一位助理传教士，也必须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人都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因而，要想引导人们走向上帝，只能通过有教养的社会阶层所认同的行为标准。罗克迪尔牧师不仅对文森特的衣着形象和言行举止深感失望，还敏感到了文森特内心对所谓有教养阶层的逐渐疏远甚至反感。罗克迪尔牧师并非没有看到文森特身上"光明的一面"，但他以教会代表的身份，从总体上对文森特的试用期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在他的否定中有无其他动机则不得而知）。也许，他在文森特这里遇到了一个罕见的案例，使他难于作出肯定的判断；也许，他能够推荐更理想的新人选。 不管怎样，罗克迪尔牧师向比利时新教联盟写出了如下一份颇有教养的报告：……年轻的荷兰人文森特·凡·高先生在试用期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凡·高先生具有语言表达的能力，这是面对公众时不可缺少的能力。此外，凡·高先生具有值得称赞的自我牺牲精神，帮助病人和伤员，许多时候与他们一道过夜，把自己的衣物送给矿工们，凡此等等表明，凡·高先生的确已经是一位称职的福音派教徒。 无疑，传播福音的事业并不必然需要极为突出的才能。然而很明显，凡·高先生缺乏某些素质，这使他完全不可能胜任一个福音教徒的主要任务。凡·高先生的情况不幸正是如此。因而，为期数月的试用期结束了，有必要放弃继续聘用凡·高先生的有关想法。 转引自The Complete Letters ofVincent van Gogh, vol/1, p/227. 好一块"上帝之石"，他堵死了文森特通向上帝之路。这无疑是几乎最后的一击：多年献身上帝事业的热诚愿望和努力终于了无结果。 津德尔特、海牙、伦敦、巴黎、拉姆斯盖特、艾罗斯、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博里纳日……时光和青春在流逝，然而他似乎始终在命运中沉降。 即便在博里纳日，这世上最悲惨、最卑微的角落之一，通过仿效基督，通过最悲哀、最虔诚、也最卑微的生活方式，穿过了惨剧的炼狱，他最终仍然没能为自己谋得一个最卑微的位置。作为一个总是倾向于以善良之心待人的人，他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可以想见。 不久后他写给提奥的一封信一反常态地反映出这一强烈的情绪。 我必须告诉你……这里有一家古老的专科学校，十分邪恶而暴虐，集恐怖之大成。他们是一些身穿甲胄的人，穿着一种偏见与因袭的铁甲；这些人，当他们处在领导地位的时候，就卖官鬻爵，他们企图通过一种循环的制度，在他们的位置上保护为他们所庇护的人，排斥异己。他们的上帝就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酒鬼法尔斯塔夫的上帝，……真的，一些像这样传教的老爷们，发现他们自己由于一种奇怪的遭遇，而对宗教问题具有类似酒鬼的观点（要是他们还有人的感情的话，当他们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时候，或许要感到有些吃惊的）。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尊敬有学位的人的，但是可以尊敬的人要比人们所设想的来得少。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做正式的工作了，我不谋求正式工作的理由之一，只是由于我有另一种单纯的想法，而不像那些老爷们，他们之所以把职位给予那个人，是要他与自己一鼻孔出气。这并不是像他们伪善地责备我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衣着和举止的］问题；我对你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书信133号(《凡·高自传》第54-55页)。 从命运和生活的底部，从博里纳日景象惨淡的煤田矿区，文森特出发了，开始了他生命历程中第二次悲壮的徒步长途跋涉。在这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刻，他想到了布鲁塞尔传教学校的皮特森牧师。当初要不是这位善解人意的牧师，他多半到不了博里纳日；眼下，他的直觉告诉他，皮特森牧师是所有人中（包括父亲在内）唯一可予寄望的人。他要争取牧师的帮助，让自己重新得到认可。他要讨回公道，至少要讨个说法。 顶着酷烈的日头，文森特开始了近百公里长途跋涉，大部分时间是赤脚徒步。他也许未曾想到过，朝圣者之路原来不仅漫长，还如此峰回路转。仿效基督原来是如此地令人心酸。难以理喻的是，虽然他这次布鲁塞尔之行的目的纯然在于宗教，虽然囊中空空，他仍然背上了画夹，带上了他在博里纳日这大半年中所有的画作。 他终于在星期天的黄昏时分到达布鲁塞尔，并径直前往皮特森牧师住宅。可以想象，当他按响门铃之后，牧师及其家人也受到何等样的震惊。牧师将他让进书房，并设法让他平静下来。文森特似乎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他首先打开画夹，出示自己的画作。皮特森牧师不仅潜心于宗教，而且业余爱好绘画，并有相当的研究。此刻，面对形容憔悴而衣衫褴褛、目光灼人的文森特，他在大致翻看画作之际，已经直觉到事情的实质：这位年轻人所遭遇的生命难题，不仅深深地牵涉宗教，而且深深地牵涉艺术。他随即仔细观看所有的画作，详细询问每幅画的创作意图，最后对画作表示了肯定和赞扬。 历史应该感谢这位善良牧师惊人的直觉和美好的鼓励。文森特打开画夹的那一刻，从某个意义上说，应被视为一个不朽艺术生命的开端。 然而，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皮特森牧师并未对文森特作出不合时宜的过分激励。他看出来，这位年轻人时候未到，在他身上，宗教献身的热情仍然压倒一切。牧师的建议意味深长，他说，他个人无法提供文森特所需要的认可，然而，他建议文森特回到博里纳日，以自愿的形式，继续从事艰苦而没有薪俸的传教工作。对文森特而言，这一建议虽然苦涩，但也切中他内心的想法和愿望。而皮特森牧师却知道，时间自然而然会让这位年轻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在送走文森特后致信其父母，在信中一语双关地写道：文森特令我震惊，他好像是自己跟自己作对。转引自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Life and His Art, p/112.皮特森牧师用他自己的方式，道出了文森特重要的生命本质。 第二天，文森特动身返回博里纳日。临行前，他从所剩不多的盘缠中拿出一点，为自己买了一本"老荷兰纸"的速写簿，这一小小的、然而前所未有的举动，明显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动向。回到博里纳日后，他没回到原来所在的瓦斯姆斯，而是在库斯姆斯的德克鲁克夫妇家租下一间小屋。与早先在瓦斯姆斯的矿口棚屋不同，新的住处面临一片开阔地，附近看不到煤堆和绞车塔架，给人一种乡村田园的感觉，对绘画十分有利。也许他还想到，在这里，他自愿的传教工作也能更好地为人所知。 第三节 从本质上说，文森特重返博里纳日仍然是为了发自生命最深处的宗教抱负。然而，正如刚才已经看到，在文森特人生的地平线上，突破博里纳日的惨淡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堪与宗教之爱相提并论的艺术之爱已经在日渐夺目地升起。 事实上，博里纳日的悲哀从未完全和真正消泯过文森特的艺术之爱，即便在最惨痛的时刻也是如此。自始至终，他都在书信中向提奥描述"优美如画"的博里纳日风景。在他的棚屋的墙上，总是装饰着他最喜爱的一些画作。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可能随时联想起他所钟爱的古今艺术家如伦勃朗、雷斯达尔、梅索尼埃、伊斯拉埃尔斯、博斯布姆、马里斯、毛沃等等。在给提奥写信时，他总是十分关心伊斯拉埃尔斯、马里斯、毛沃等画家的近况，急切地询问他们最近创作了些什么作品。 "你最近看到什么好画没有？"这是始终见于他信中的一类问题。在夜晚的灯下，他也常进行一些素描和创作。 然而，在文森特恒常的艺术之爱中，逐渐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在马凯塞煤井深处目睹了难忘的悲哀景象之后，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大多数矿工都因为热病而瘦弱、苍白；看上去疲乏又憔悴，……妇女总的说来姿色早衰。矿井周围是矿工们可怜巴巴的小屋，几棵被烟薰黑了的枯树，荆棘的篱笆，粪堆，灰堆，以及无用的煤堆，等等。马里斯能据此创作出色的作品。我很快会画一幅小型的素描给你，让你对事情有个印象。 书信129号。 文森特所产生的，并非只是一个一般的随意念头。在存在的最深处，随着人生体验的冲击，他的艺术之爱似乎正在发生重要的嬗变。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倾向于透过素朴的、或者乡村田园式的眼光观察自然、人生和艺术作品，现在，他的眼光中更多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关怀。在博里纳日的煤田里，人与艺术的主题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融和起来，并将在长时期内表现为文森特人生与艺术的取向。 换句话说，正是在博里纳日，文森特的米勒之爱真正才具有了内外统一的表现形式。就像他所崇拜的米勒发现了麦田里的人一样，文森特发现了煤田里的人。根据矿工们的劳动和生活，文森特画出了最早一批素描，其中一幅描绘了一位运煤工人，肩披麻袋，扛着一袋沉甸甸的煤，铁锹也横在肩上，正躬身吃力地爬上煤堆，充分体现出米勒的影响。这幅画虽然粗糙，但表现得相当有力，清楚地反映出文森特同情矿工的内心感情。两年之后，这样一类表现矿工生活的作品仍能见于文森特的创作。 遗憾的是，该幅作品是文森特这一初创阶段仅存的一幅。参见 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 Life and His Art, pp105-106. 又，参见书信135号，以及外文出版社、台湾光复书局：《凡·高》，1997年，第71－72页，等等。 就本质上说，这是文森特艺术创作中重大的主题之一，如果不局限于矿工生活这一表现形式的考虑，那么，这样一类主题一直持续到自1886年开始的巴黎时期为止，而且，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持续了文森特此后整个的一生。 从布鲁塞尔之行重返博里纳日之后，文森特更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素描创作。他时常返回瓦斯姆斯，为那里的矿工画肖像，到10月份，他已经完成了好几幅作品。 10月，正在高比尔公司扎实苦干、事业成功的提奥因公务赴巴黎，途中前往博里纳日看望文森特及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不仅为文森特的外表和衣着感到惊讶和难过，更对文森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表示不解。在一次散步交谈中，两人都回想起10年前在海牙雷斯维克路那次幸福的经历。"那时我们对许多事情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提奥说，"然而，从那以后你变化太大，你跟过去不一样了。"提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家庭认为，文森特是在无所事事，浪费自己的生命。他认为文森特关于宗教的想法既不现实，又很幼稚。他建议文森特离开博里纳日，到一个新的地方做点生意，或当个烤面包师傅什么的。 应当说，提奥的话也许有过火的地方，但那多半是出于对文森特前途的深深忧虑。然而对文森特而言，这番话无疑将深陷于"外患"困境中的他抛入了或许更为可怕的"内忧"的深。要知道，特别对文森特而言，尤其与父母及提奥的亲情之爱，是无比地珍贵，事实上，那是津德尔特伊甸园中最本质的东西。然而，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这亲情之爱不仅没有给他所需要的支撑，反而从根本上对他内心的抱负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尤其是，提奥把他以生命为代价而从事的悲壮事业称为"无所事事"，不仅不给予兄弟之情份内的理解，而且造成了与"教会的老爷们"同声一气的效果，文森特对此格外刻骨铭心。 提奥走后，文森特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努力挣脱对兄弟亲情之爱的依赖，提起笔来，向提奥写了一封极为尖刻、空前绝后的信，摊开了深深潜藏的重大问题，就像突然喷发的火山，以公开而激烈的形式把誓约般的、一向感人至深的兄弟情谊（以及与其他家人的亲情之爱）撕开了可怕的口子。 这封产生于"外患内忧"严重形势下的信一反常态，它以文森特书信中罕见的冷峻和理性，以及同样罕见的清晰和条理，把文森特外在的现实困境以及内心种种真实的感受、思想、感情、渴望、冲突、烦恼、痛苦、怀疑、摇摆等暴露无遗，也十分意外地深刻展示了他独特的人格、个性和命运(当然，从某种意义说，他的真诚、质朴、热情、友爱一如既往)。与人类文化史上某些类似的情况（如卡夫卡等）相比，这样一封既写于人生关键时刻、又具有强烈反差效果的信，似乎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它是关于文森特生命本质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档案。 亲爱的提奥： 我特别想写信告诉你，我对你的来访是多么感激。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写过信，这在我们是经常的事情。不管怎样，继续做朋友要比死不往来好些，特别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死，那样做似乎就是虚伪，至少是孩子气，就像14岁的人假装孩子气，这样的人内心认为，他的高贵和社会地位让他有理由戴一顶体面的礼帽。 我们一道度过的时光，至少让我们确信，我们都生存在生活的大地上。当我又见到你，与你一道散步，我内心又产生了过去经常而现在较少产生的那种感觉--生活似乎很好，很可爱；与很长一段时间相比，这次我感到更快乐、更焕发，这是因为，对于我，生活已经不那么可爱了，与过去相比，生活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意义--至少看上去是如此。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朝夕相处，情谊甚笃，他就会感到生活的理由：他并非无用和多余的人，相反或许自有其美好的价值：我们彼此需要，是人生道路上的同志和伴侣。然而，也还存在某种适当的自尊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名囚徒被注定只能孤独，不准散步等等，那么，他最后……就会遭受痛苦的结果……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也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感情，需要友爱的交谈；我不是石头或铁做的人，不是水桩或灯柱，我不能缺少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像有教养和有体面的人一样对此无动于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彼此疏远，同样，我希望整个家庭也是如此。然而眼下，我的确不很想回到家里，我十分倾向于留在此地。或许是我错了，而你说我看不清楚问题也许才对了；因而，虽然我十分反感而且很难做到，我可能回埃登家中至少呆几天。 ……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日子……在这贫穷的乡下，在这些不文明的环境中间……这样一些经验太可怕了--伤害、悲哀、痛苦都太大了……抱负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即便它过去似乎很像样子，眼下我从经验中学会了用新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虽然这种眼光没有得到别人许可。……我情愿听其自然一死了之，也不愿意按照诸如神学院之类所安排的方式去死，我有时候从一位割草的德国农民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希腊文更有用。为了改善我的生活（你不是认为我渴望改善吗？或者说，我是否需要改善呢？），我希望自己能比眼下好得多。然而，由于我太渴望了，所以我对那些亡羊补牢式的东西更害怕，这些东西比邪恶本身还要糟糕。如果一位病人不愿意让自己落到江湖庸医手里，而希望得到正确的诊治，我们能责怪他吗？……如果你希望从我所说的话中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由于你的忠告，我想把你叫做江湖庸医，你极大地误解了我，而我对你却没有。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认为我会听从你的忠告，就像听从其他人忠告一样，成为一个刻印帐单和名片的人、一位帐房先生、一个木工学徒、一个烤面包匠或者别的什么（名目太多，不好归类），你也错了。当然，你会说："……我只是害怕你过于执迷不悟，在无所事事中浪费时光……"我希望，你所说的，并非通常意义的"无所事事"。对我而言，要在这个问题上捍卫自己，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如果你所说的正是通常意义的无所事事，而且不准备改变这一看法，那么我将十分难过。我不太清楚，通过成为一个烤面包匠或其他什么来回答这一批评是否恰当，可能，那的确不失为对上述批评的果断回答……但同时，那也可能是愚蠢的回答，这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因骑驴子而被人指责为虐待驴子，于是就赶快下来把驴子扛在自己肩上。 好啦，玩笑归玩笑，我真的认为，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变得对双方而言都更友好，事情就会好一些。如果我感到，我成了你或家人的麻烦，妨碍了你的生活，一无是处，如果我感到自己干扰侵犯了别人的生活，或者成了多余的人，那么还不如死了算了。如果我必须要努力让自己越来越与你保持距离--如果我认为事情真是如此，我就会被痛苦的感情压倒，就会不得不与绝望作斗争。想到这一点，我感到难于承受；而想到我们以及家庭之间那么多的不和、不幸和烦恼都因为我产生，我感到更难承受。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么我希望自己就此了结算了。 这样一种想法有时以难以想象的沉重分量压迫着我（几乎是太沉重了），不过，过了比较长的时间，另一种想法同时又产生了。或许，事情只是一个可怕的恶梦，往后我们也许会学会对事情进行更好的观察和理解。然而，最终真会如此吗？事情不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吗？许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始终相信事情会变好，那是愚蠢和迷信……在冬天寒气彻骨的日子里，有人会说，太冷啦！即便跟着就是夏天，又有什么用？恶远胜于善……然而，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严寒终于结束了，在某个早晨，风向变了，雪开始融化。如此把我们内心和周围环境（它们与气候一样丰富而多变）的情况与气候的情况相比，我仍然还有一些变好的希望。 如果你很快回信，我将非常高兴……你离开的那天傍晚我散步到瓦斯姆斯去了。从你离开到现在我已经又画出了一幅肖像。再见…… 书信132号。 虽然文森特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可以想象提奥仍然无法忍受这封信。提奥这一年才22岁，但在高比尔公司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前途无量。与文森特的人生道路相比，他很难认同文森特固执己见的看法。何况这封信的措词一反常态，变得如此尖刻。客观地说，兄弟二人的友谊本身就不是十分均衡和对称。文森特虽然是兄长，但在内心深处似乎反而更依赖提奥一些；至少可以反过来说，作为弟弟的提奥从来没有表现过对文森特更多的依赖。如果说这一迹象早年并不十分清楚，那么近年来肯定是益发明显了。在所有的书信中，文森特对提奥都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就使得眼下这封信反差太大，令提奥不堪面对。 无论究竟是什么原因，文森特与提奥之间的通信和来往中断了整整8个月。直到下一年（1880年）7月，文森特为感谢提奥对他的经济资助，重新提笔致信提奥，开篇就是："我带着某种不情愿给你写信……"这是一生中两人兄弟情谊间唯一一次可怕的破裂。遵照自己在上面那封信中带有情绪的诺言，文森特果然用几天时间回了一趟埃登看望父母家人。母亲注意到他整天都不说话，只是阅读狄更斯的《艰难时代》，他大概从书中那位特立独行的悲剧英雄斯蒂芬·布兰克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家中的日子想必不会愉快。据他后来向高更所说，父母因他之故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认为他有必要让自己的神志适当冷静一下。一个和爱的家庭因他之故而笼罩了不愉快的气氛。有报道说，在埃登时期，文森特不与家人一道用餐，而是拿着自己的饭到没人的角落蹲着吃完。这大概既由于他长期苦行养成的习惯，也由于与家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文森特一意孤行地继续留在博里纳日，在如此这般的"内忧外患"中开始度过他一生中内心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可以想象，在与提奥一时断交的8个月中间，宗教大概已经无法单独给他以基本的支撑。 从现象上看，文森特一如既往献身于福音事业（当然，在被教会免职后，他的宗教热情中更多地掺入了社会良心的成份），成天四处奔走，看望伤病员，劝人皈依新教福音派。他不顾冬天来临，无论吃的穿的，能给的东西尽量都给人。新房东德克鲁克夫妇的儿子发天花，他悉心照顾，使孩子活了下来（最终，在马凯塞矿井一次瓦斯爆炸中，这位当时只有8岁的孩子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镰刀）。跟着德克鲁克先生，他又下了一次煤井。后来，博里纳日终于发生了罢工。在附近一个矿井发生的罢工中，文森特代表矿工与矿主交谈，据德克鲁克回忆，文森特只是想为矿工讨个说法，可是却遭到矿主的侮辱："凡·高先生，如果你不让我们安宁，我们就把你关到疯人院里去。"后来，罢工发展为暴力冲突，文森特则力劝矿工们不要放火烧矿井："要做有价值的人，野蛮的行为会毁掉人身上所有好的东西。" 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 Life and His Art, p/113. 事实上，文森特正在宗教与艺术之间痛苦地不知所措。 从他跟提奥一时断交前最后那封信的结尾处，我们读到他"又画出了一幅肖像"。在这一时期，艺术在文森特生活中正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也许可以说，这既是宗教之爱遭受沉重打击所致，也是艺术之爱的自然成长使然，其中大概还有前面提奥那番话的强烈刺激所引起的反作用力。自从受皮特森先生的鼓舞重返博里纳日，文森特就在宗教和社会献身之余潜心绘画。对矿工们深厚的同情，也使他特别希望能找到某种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他画房东德克鲁克夫人，画矿工们在寒冷萧瑟的冬天穿过树木凋零、枝条料峭的田野走向矿井，或者一队矿工肩扛沉重煤包、手拄扶拐、踉踉跄跄亦步亦趋鱼贯而行……他要表现他们，用这一时期他自己的话来说："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形象呈现到人们眼前。"跟过去一样，他这批画作仍然十分粗糙，画面不整洁，阴影部分画得既含混又唐突，人物的身体也不成比例。然而，与过去所有的涂鸦之作不同的是，根据后人所作的划分，这批画实际上成了文森特最早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文森特自己似乎也比较清楚。他知道，那主要是不谙透视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为自己找到了当时流行的巴格绘画教材，一有时间便努力练习。 不难想象，此时此刻的文森特越是对绘画着迷，他内心的冲突就越是剧烈。艺术对他的呼唤越来越清晰可闻；然而，艺术与宗教一样，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情。艺术越是吸引着他，宗教和宗教所关怀的大地就越是显得难以离别。德克鲁克的女儿伊丽莎白后来回忆说，那时，文森特常常挟一张折凳，背一个画箱，像个叫卖小贩似的出去写生。可是，不顾自己极其困难的经济境况（所有费用只能由父亲本来并不丰厚的收入中支付），"他花了许多钱买《圣经》和《新约全书》，在去作画的路上，免费分赠给人们。" 也许正因为内心充满剧烈的冲突，那阵子文森特才那么痛苦，经常烦躁不安，"老是搓手，搓个不停。"看来，就像特定的人生事件启动了他的宗教之爱一样，眼下的文森特也需要另外某种特定的人生事件，让他在痛苦的冲突和摇摆中彻底走向艺术之爱。 也许出于巧合，在这难熬的严冬，作为生活最基本之必需的钱粮也告罄了。这也不失为促使他投入必要行动的一个原因。在外患内忧的巨大痛苦中，与亲爱的提奥失去联系的文森特无师自通地找到了解决事情的办法。就在1879－1880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不知什么时候他为自己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找他所钦慕的艺术家。本来他想去巴比松，他的米勒大师生前曾在那儿生活和创作过，眼下，那儿仍然生活和工作着不少巴比松派艺术家。遗憾的是，巴比松似乎太远了一点。接着，他想到了J·布雷顿，过去什么时候从提奥那里他了解到，这位《为阿托依斯的麦田祈祷》的作者，不久前离开都市，迁回故乡阿托依斯的田野上去了，具体的定居点就在法国境内的库里耶尔，从博里纳日穿过比利时与法国的边境就到了。 于是，文森特生命历程中第三次悲壮的徒步长途跋涉开始了。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全然只是为了仿效基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艺术的神祗。1880年的早春，他怀揣仅有的10个法郎出发了。路不是太长，只有70公里左右，然而早春的天气十分寒冷，大多数时候天空都下着雨夹雪。在来去的路上，他尽可能用行囊中自己的绘画作品向别人换些面包皮，当仅有的10法郎眼看就要用完时，他只好在这寒冷的早春露天夜宿，睡柴捆，卧草堆，有一次甚至睡在路边一辆推车里，早晨起来，浑身上下和整个推车都结满了霜。"真是糟糕的歇脚处！"--事后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好不容易在草堆上为自己弄好一个还算舒适的窝，可一场雨夹雪又让他好梦不成……表面上看来，文森特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博里纳日。在库里耶尔，他没能见到布雷顿。也许他太崇敬这位当时享有盛名但后来名不见经传的画家了，他在后者的寓所兼画室门前梭巡良久，不知是否因为那寓所 "新教循道派式的外观" 没有给他良好的印象和温暖的感觉(此时的文森特对形式上的宗教已经十分逆反)，他最终未能找到径直走进去自我介绍的勇气。接下来，他只好到库里耶尔镇里寻找那位艺术家的痕迹，然而，他只在一家相馆橱窗角落里看见布雷顿一幅照片，在一座教堂看见一幅复制的提香作品《基督下葬》，"非常美丽动人"，但不知道是否出自布雷顿之手。 第四节 后人似乎可以说，从催人泪下的库里耶尔之行，文森特找到了比布雷顿更重要的内容。来去的路上，除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艰难困苦，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半年以后，当他与提奥重新和好，他写信告诉弟弟说，他至少看到了库里耶尔周围的乡村：到处散布着的干草堆；与荷兰的黑土地全然不同的棕色甚至咖啡色泥土，其间夹杂着白色的耀眼的泥灰岩；法兰西明净的天空，与博里纳日烟雾沉沉的惨淡景象恰成对比；明净天空下的农庄田舍，房顶长青苔的茅屋给人以田园诗般的印象；杜比尼和米勒画中经常出现的鸦群…… 当然，还有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东西：……特征鲜明如画的各色行人、掘土的人、伐木者和砍柴者、赶马的农人、以及随处可见的头戴白色帽子的妇女。即便在库里耶尔也有煤矿……矿工们脸上现出疲倦和不幸的神色，满身是黑色的煤灰，衣衫褴褛…… 书信136号。 与矿工一样让文森特产生特别感受的是织工。在库里耶尔有很多织工。他们与矿工一样悲惨。 来自无底深渊的……是矿工；另一种人，成天困倦欲睡，神情麻木，就像梦游症患者，那是织工。在这样的人中间，我已生活了两年，多少了解了他们独特的个性，至少特别了解了矿工们的个性。这些贫穷而卑微的工人，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最底层，是最被人遗忘的人…… 书信136号。 正是从矿工们和织工们身上，文森特收获了库里耶尔之行最珍贵的东西。从库里耶尔回到博里纳日时，他几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原本强健的身体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失，多年以后也未能恢复。 然而，即便在这极端的不幸中，我也感到自己的精力在复活，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要重新振作起来：我要重新拿起在巨大的挫折面前放下的铅笔，我要继续画画。从这时起，每样事情都在我面前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已重新开始，手中的铅笔也一天比一天更听话了……矿工们和织工们仍然是劳动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对他们有着深深的同情。如果某一天我能把他们描绘出来，那我将非常幸福，那样，这些鲜为人知的形象就会呈现在人们眼前。 书信136号。3个多月后，文森特再次写道："我非常热爱风景，但与风景画相比，我十倍地热爱表现生活的作品，常常是那些具有惊人现实主义的作品……我要继续描绘各种类型的劳动人民……"正是在这一时期，文森特画出大量表现劳动阶层的习作。 回到博里纳日的库斯姆斯，文森特一边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一边更加努力练习作画。然而，眼下他所能感觉的，只是人生一个朦胧的大方向。文森特不知道往后下一步具体该怎么走。无论怎样一种生活，毕竟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呀！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他又回了一趟埃登。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伤透了脑筋。文森特隐隐约约重新感到伦敦的召唤（那里有令人尊敬的斯莱德－琼斯牧师），父亲虽然过去对伦敦没有好感，但与博里纳日相比之自然还是表示支持，可文森特自己却又放弃了这一念头，一意孤行地要回博里纳日！令人头痛的前途问题竟使父子俩争吵起来。 最后，还是提奥主动打破了他与文森特之间的沉默，从而帮助打破了文森特和父亲之间的僵局。提奥现在的人事境况和经济条件都前所未有地好，他已经从海牙调往高比尔公司巴黎总部任职。大概更为重要的是，几乎与生俱来的兄弟情谊深入了提奥的骨髓，他不忍看着深陷人生困境的哥哥由于性格的偏执而在困境中恶性循环，越陷越深。在长达8个月的沉默中，他也许着手对自己作出了重大的心理调整。 事实上，在汇出那50法郎时，提奥与文森特的关系实际上已经颠倒过来，并延续了一生：他成了哥哥，而文森特却成了弟弟！没想到，"海牙之誓"10年之后，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居然演绎出了全新的涵义。带着珍贵的50法郎，文森特又回到博里纳日，从那里给提奥写了一封极为重要的长信。这封信之长，与他到博里纳日近两年来给提奥写的所有信相当。首先，感情封闭得太久；其次，总得对这位如此具有兄长风度的弟弟（当然也对父亲）有个交待，他对家庭深怀爱心，与家人情感的巨大裂痕无疑是难于承受的分量，他希望与父亲和提奥取得"友好谅解"。 最后，更重要的是，也到了他该为自己作一次大清算的时候了。表面上看来，文森特在这封信中还在一意孤行地为自己辩解。在对提奥过去的批评耿耿于怀、反唇相讥的同时，他文饰而偏执的声称自己必须沿着眼下的路走下去："继续，继续，这是势在必须的事情。"他接着为自己对宗教、书籍和文学的热爱辩护，声称他并非像提奥所设想的那样，"对伦勃朗、米勒、德拉克洛瓦或其他人不那么热情了"。 这是文森特在所有书信中首次提及德拉克洛瓦。然而，他一下子就把德拉克洛瓦与他至为崇仰的米勒和伦勃朗并列起来。应该说，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德拉克洛瓦是浪漫主义画派的首领，是文森特一直亲近的巴比松画派和海牙画派的源流，也是后来与他具有同志和朋友关系的印象画派的源流；另一方面，在博里纳日，德拉克洛瓦这位"自由女神的歌手"，无疑极大地激发起文森特的热爱。从此以后，德拉克洛瓦对文森特的艺术之路的重要意义将显现出来，他与米勒和伦勃朗一道，成为文森特至为崇仰的三位大师。 正是在这样的辩护中，他讲出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引证的那个伟大思想，亦即对"文森特之爱"最经典的概括：但是我始终认为，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是爱许多许多的事物……爱你所爱，这样你就会更了解上帝--我就这样对自己说。然而，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和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量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而且，一个人必须永远努力让自己了解得更深、更好、更多。这是通向上帝之路，这是通向坚定不移的信仰之路。 书信133号。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同。 文森特终于整合了自己。现在，"文森特之爱"中一度是那么感人至深的各种内容重新统一起来了。曾几何时，它们让文森特吃尽了苦头。尤其是近来，宗教之爱和艺术之爱之间的张力，已经到了快让他精神分裂的程度。现在，两者最终统一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班扬的作品中有米勒的某种存在，在福音书的内容中有伦勃朗的某种存在……等等，或者反过来，"在伦勃朗的作品中有福音书的某种存在"。因而，不管是热爱伦勃朗，还是研究法国革命史，都一样可以"通向上帝"。 事实上，此时的文森特对艺术的怀乡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他似乎已经清楚而惨痛地认识到，从在高比尔公司走下坡路以后几年来的遭遇，其实质是：他被流放出了一度是那么美好、前景郁郁葱葱的艺术伊甸园。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感情用事。在表述这一系列想法的同时，他强烈地表现出几近憾恨的艺术之爱。只是，他没有狭隘地被憾恨所左右，而是凭着高贵、博大而深刻的"文森特之爱"作出了感人的超越。 从另一方面说，以这样的超越为背景，文森特对自己的书籍之爱和艺术之爱作出了微妙而又清楚、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区分。甚至多少有些文饰地重新评价（或者说是检讨？）了他对宗教和文学的感情。 不管怎样，正是在表述这一系列思想的时候，文森特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高贵、博大而深刻的思想家兼行动者形象，格外地跃然纸上。而当他从抽象的表述回到自身以及博里纳日的现实时，他有向提奥作解释的意思，我们则进一步看到一位几近于圣徒的形象。 现在我必须要用一些抽象的事情来打搅你［提奥］了，不过我希望你会耐心听一听。我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能够并倾向于做一些多多少少是愚蠢的事情，事后多多少少会感到后悔。我常常以急匆匆的方式说话和办事，如果我当时耐心一点，慢一点，事情本来会好一点。我想别的人有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无是处的危险份子吗？我不这样认为。可问题在于，如何努力把那些其实质本来一样的热情用到该用的地方。拿这些热情中的一种来说：我对书籍有着多多少少是不可抗拒的热情，我总是想用书本教育自己，你也可以说是从书本中学习，其程度正好就像我要吃面包一样。你当然能理解这一点。在另一些场合，在艺术作品的氛围中，你知道，我对它们的热情是多么强烈，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我对这一点并不担心，因为即便是眼下，在远离艺术的时候，我经常思念着艺术这块故土［着重号为原有］。你或许记得，对于伦勃朗是谁、或米勒是谁、或杜佩雷是谁德拉克洛瓦是谁密莱司是谁·马里斯是谁，我还比较了解（或许仍然了解）。可是，现在我再也没有那样的艺术环境了--只不过那叫做精神的东西，据人们说绝不会死，而始终活着，并永远永远不断要探索。于是，我没有沉湎于艺术的怀乡病。而是对自己说：到处都是故土，或者说到处都是祖国。于是，我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就我所具有的行动能力而言）选择了积极的忧郁，换句话说，我选择了那样一种忧郁，它在静止和悲哀的绝望中希望着、渴望着、寻觅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于是，我才对我力所能及的书进行多少是严肃的学习和研究，如《圣经》，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等，去年冬天又读了莎士比亚，读了一点雨果和狄更斯，以及Ｂ·斯托…… 一个沉浸于上述所有这些东西的人，有时会让人不愉快，让人吃惊，有时还难免冒犯人们的某些习惯和社会习俗。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的确值得注意。例如，正如你所知道，我经常不注意自己的外表；……可是看看周围，到处是贫穷和困乏…… 从形式上看，对于眼下要走哪条路，文森特并没有作出决然的答案。然而不用怀疑，"文森特之爱"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宿命般的"文森特之路"，那就是艺术之路。 我们也可以说，他最终选择了由母亲而不是父亲所代表的生命道路。参见本书第1章。在这个意义上，博里纳日的救赎也是反叛父亲的成功。 不仅如此，如果从由引者附加了着重号的那句话来看，或早或晚，这艺术之爱将得到火山喷发般的表现。 其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一个领域，"文森特之爱"都有着火山喷发般的表现，只是，在除绘画以外的所有领域，那疯狂的热情似乎都会给人带来伤害。只有艺术的领域！只剩艺术的领域！朝圣，朝圣……从宗教走向艺术。在艺术的"故土"，在艺术的"祖国"，他大概不太会再伤害别人了，如果说还有伤害的话，受害者可能更多地是他自己--至少相对说来正是这样。正如后面将要看到，他将开始在艺术的麦田里播种、耕作和收割，可是，正如我们从他那幅《收割者》中看到的一种隐喻：文森特所播撒、耕作和收割的，多半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生命。 参见本书第1章，第3节，以及本书第11、12章。 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其他种种意味之外，文森特脚下业已开始的艺术朝圣者之路还有一种悲哀而又悲壮的意味：他艺术的朝圣既是一种回家，也是一种流浪。 剩下的只是事情的具体发展了。只是，具体的问题常常也就是最难的问题。正是在具体的问题上，文森特依然困惑，虽然对事情总的发展拥有虔诚而乐观的信心。 ……你一定会认为我做事没有原则。不，……我其实没变；我唯一焦虑的是，我怎样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用？我能否确立某种目标，并取得结果？我怎样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并深刻地研究确定的问题？你瞧，这就是始终困扰着我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贫穷的束缚，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我得不到应该具备的必需品。这是我多少有些忧郁的一个原因。而且，在应该得到友谊的时候，在应该得到强烈而诚挚的感情的时候，我却得不到，这时候我感到空虚，感到可怕的沮丧咬啮着心灵…… ……在我们心里或许有一把旺火，可是谁也没有从它得到过温暖，过路的人只看见它冒出来的烟，只管走自己的路。……人必须要守护这把内心的火吗?……让信仰上帝的人去等待吧，那个时刻早晚会到来。 文森特最后没有忘记向提奥表示自己内心的兄弟之爱，他说，不管他自己结局如何，只要提奥好，他就会非常幸福，永远如此，并表示只要提奥需要，他随时听从吩咐。在长达8个月的感情破裂之后，兄弟二人重修旧好。然而，重新恢复的"海牙之誓"中至少多了一个全新的含义：从现在开始，提奥实际上是在担任兄长的角色了，而文森特作为重新定义的"小兄弟"，从此开始具有了经济、心理和其他诸种方面的保证，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诞生具备了更多的必要条件。 请求帮助的信随即发往巴黎。文森特以全新的热情投身于全新含义的艺术事业。他请提奥寄给他米勒的《田间劳作》系列，供他临摹之用。他最初的目的并不高，如果能做博里纳日的米勒，那大概已经是幸福的境界了。 "我必须告诉你我正忙于临摹米勒几幅大张画作……尽可能多寄些作品给我［供临摹之用］，别为我担心。只要能继续工作，我怎么都能重新开始。你能给我极大的帮助……给你写信时我正忙着画画，我要赶快回到画画中去了……""我已经画出一张表现矿工的素描……但我觉得有必要向米勒、布雷顿、布里翁、鲍顿这样的大师或别的艺术家学习如何表现人物……""我写了一封简信给特斯蒂格，问他能否借给我巴格的《炭笔画练习》用一段时间--你知道，这是关于表现裸体的练习……""我要告诉你我已经临摹了10幅米勒的《田间劳作》……但是首先我想临摹巴格的《炭笔画练习》，特斯蒂格先生已经寄给我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完成了60幅临摹……" "……我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临摹一些好作品……然而，我还是忍不住画了一张关于矿工的大幅素描……" "我无法向你形容特斯蒂格先生带给我的快乐，他借给我巴格的《炭笔画练习》和《绘画教程》。整整半个月，我都在跟着《炭笔画练习》学习，一大早就开始，直到深夜，我一天天觉得它让我的铅笔充满了活力……""……剩下的时间里我读一本关于解剖学的书和另一本关于透视学的书……我正在狂热地工作，虽然眼下还没有产生特别引人注目的结果，然而，我希望到时候这些艰苦奋斗的荆棘将会开出白色的花朵。这场明显是枯燥无味的斗争就像生孩子，先是痛苦，随后是欢乐。" 书信134－136号。 正像可以预见的那样，一时间，能量巨大的"文森特之爱"整个地倾注到绘画中去了，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仅就对米勒的临摹而言，在文森特开给提奥的清单中就包括了他的以下画作：《播种者》、《晚祷钟声》、《捆麦束的收割者》、《伐薪者和他的妻子在林中》、《冬日田野》、《年轻农人》、《田间劳作》（10幅）和《一天中的四个时辰》（4幅）。 不知是否为自己一时所取得的成绩所陶醉，文森特谈到了这样一个想法：总有一天，我会用关于矿工的一些画挣到一点钱…… 书信135号。 我们将看到，这个想法实际上折磨了文森特一生。他作为兄长和独立人格的自尊心难于承受依靠提奥支持而生存的状态。不到两年后，在海牙，文森特绘画技巧稍长时，大概出于对他的鼓励，科尔叔叔（跟森特伯伯一样是画商）向他订购12张钢笔素描，其时，生平第一次"卖出"作品的文森特是何等激动！可是，终其一生，这位可怜的艺术家只卖出过一幅油画！ 参见本书第11章，第5节。 回到眼下，我们看到刚刚起步的文森特对工作满怀热情。然而，在狂热工作的间歇，他必然也自有其沮丧。艺术不仅跟宗教一样，需要全部生命的投入，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似乎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艺术有着自己的规律，从某种角度说，它是一门科学。要知道，他甚至连透视法都没学过呀。27岁了，他的画在很大程度上还像是儿童画。如果他有学习机会的话……可是，在博里纳日怎么学呢？连居住条件都那么糟糕，光线那么暗……提奥来信含糊地谈到，他可以去巴黎，然而他似乎缺少点勇气，而且，他对那里的艺术家们（包括新兴的印象派艺术家们）还没有特别的感觉，虽然在他惨遭"流放"（用他自己的说法）的这几年，那里的印象派画家们又举办了另外四次联合画展（第一次是在他一切尚好的1874年）。他钟情于他的米勒以及米勒的巴比松，但巴比松是那么远，去那里条件似乎还不成熟。他想在博里纳日坚持下去，然而，一旦（至少从形式上）离开上帝而走向艺术，在这里坚持下去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那年10月，文森特动身了。离去的愿望终于压倒了他。自然，告别也压倒了他。博里纳日！无法言述的博里纳日！……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把自己血肉模糊的存在留在身后！告别前夕，他去沃格里斯村看望邦格牧师夫妇，向他们辞行。千头万绪袭上心来，使他终于未能克制住自己，孩子般向善良宽厚的牧师夫妇倾诉了心头的冤屈。 没有人懂我。因为我想做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就认为我是疯子。因为我想让不幸的人们不那么不幸，他们就像对狗一样对待我，说我给他们丢脸。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转引自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 Lifeand His Art, p/119. 他告别了博里纳日，在萧瑟的秋风中赤脚前行，包裹扛在肩上。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疯子！疯子！……"他很想回头，但最终没有，坚定地向这个国家的首都布鲁塞尔走去。如果要说的话，他还有10年的前路，在博里纳日这个句号的当儿，他差不多已经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四分之三。这痛苦的博里纳日，这受难和救赎之地，这回家和流浪的起点，它是文森特生命的一个重大里程和象征。多年以后，他的朋友，比利时诗人尤金·波赫回忆说，有一次他说起他要到博里纳日，文森特一下显得十分激动和振奋。 "疯子！疯子！……"善良而宽厚的邦特牧师夫妇远远看着文森特离去，一群孩子跟在身后喊着。牧师回头对妻子说："我们把他看作疯子，可他也许是个圣徒。" |